人常说盛世收藏，其实不尽然。民国年间是北京文玩收藏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清朝皇室腐败衰亡，民国初建，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国难不止，文物外流多。民国的北平经历了清帝逊位、北洋执政、军阀混战、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等多重历史时期。在政局动荡的环境中，大量的历代书画、碑帖拓片、珍宝文玩从宫廷、官宦、士人家中流出，通过琉璃厂、隆福寺及东四牌楼等地区的古董商转售于全国甚至海外的藏家，其数量之大、质量之高、影响之广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确属罕见。同时期活跃于此的艺术家们，深度介入了文玩收藏市场的创作，购买与销售。大量文物的出现极速地拓宽了他们艺术视野和创作理念，也为他们自身书法风格的成熟和发展提供了精神养料。如今，走在北京琉璃厂的文化街上，还能看到悬挂着的当年题写的匾额，仿佛诉说着古玩界的那些城南旧事。“大量文物精品从清宫流出民国的文玩收藏要从清朝说起。清代的画家有记载的就有五六千人之多，几乎超过此前各代画家的总和。到乾隆一朝，经济已趋鼎盛，加上乾隆本人也是一个极为爱好书画艺术的帝王，宫廷对于书画作品大肆收购，这为清末民初的艺术收藏市场的勃兴奠定了历史基础。自晚清以降，国势衰微，时局流变，丰厚的宫廷收藏通过种种渠道流入民间，居庙堂之高的宫廷渐渐成为了民间书画市场的间接供给者，这在书画界是一个极为特殊的现象。清朝覆灭，王宫贵族、士绅官员失去了赖以为生的经济支柱，只能另谋出路。仅据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民政部的统计，北京内外城 70.5 万人口中，不事生产、专食俸禄的八旗子弟人口为 23.68 万，八旗和士绅官员共约 28 万人，占到总人口的40%。他们在日后只能以典卖家当为生。如此庞大的前朝，迫使北洋政府在辛亥革命后与晚清政府达成了保皇的政治妥协，即颁布了《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条件》，其中明确规定“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其原有之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 爱新觉罗·溥仪 帝制虽被取消，但是皇宫内所有珍贵文物都归爱新觉罗·溥仪所有。在这种庇护下，一心幻想恢复帝制的溥仪，用一种极高明的“偷盗”形式来洗白文物，即“赏赐”。他将大量珍贵文物以赏赐其弟溥杰、溥佳为名，盗运出宫。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自陈：“溥杰比我小一岁，对外面的社会知识比我丰富，最重要的是，他能在外面活动，只要借口进宫，就可以骗过家里了。我们行动的第一步是筹备经费，方法是把宫里最值钱的字画和古籍，以我赏赐溥杰为名，运出宫外，存到天津英租界的房子里去。溥杰每天下学回家，必带走一个大包袱。这样的盗运活动，几乎一天不断地干了半年多的时间。运出的字画古籍，都是出类拔萃、精中取精的珍品。因为那时正值内务府大臣和师傅们清点字画，我就从他们选出的最上品中挑最好的拿。我记得的有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墨迹《曹娥碑》《二谢帖》，有钟繇、僧怀素、欧阳询、宋高宗、米芾、赵孟頫、董其昌等人的真迹，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的原稿，有唐王维的人物，宋马远和夏珪以及马麟等人画的《长江万里图》，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还有阎立本、宋徽宗等人的作品。古版书籍方面，乾清宫西昭仁殿的全部宋版明版书的珍本，都被我们盗运走了。运出的总数大约有一千多件手卷字画，二百多种挂轴和册页，二百种上下的宋版书。” 1924 年，“清室善后委员会”在查点毓庆宫的时候，发现了“赏溥杰单”，付印公布，其中显示，赏溥杰的东西“皆属琳琅秘籍，缥缃精品，天禄书目所载，宝籍三编所收，择其精华，大都移运宫外”。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出版的《溥仪赏溥杰宫中古籍及书画目录》显示，溥仪是从 1922年7月13日开始将书画赏赐给溥杰，刚开始赏赐的书画大约为十卷或十册，选择盗运的都是体积较小、不显眼的手卷和册页，还未引起警卫的注意，后来溥仪胆子变大起来。仅从 9 月 28 日到 12 月 12 日，不到三个月的时间，溥仪就以如此手段运走名贵文物1285件，册页68件。在《国宝沉浮录》一书中显示：“事实上，在‘赏赐’清单之外，还有不少隋、唐、宋、元的国宝品名，根本没有登记在清单之上。”而这种“赏赐”持续了大半年时间。溥仪所带的珍宝如何运到天津还有一段曲折。溥仪的弟弟溥佳在后来回忆：“这批古物运往天津时，又费了一番周折。这些书籍、字画，体积既大，数目又多，在出入火车站时，不但要上税，最害怕的是还要受检查。恰巧当时的全国税收督办孙宝琦是载抡（庆亲王载振胞弟）的岳父。我找了载抡，说是醇王府和我们家的东西要运往天津，请他转托孙宝琦办一张免验、免税的护照。果然很顺利地把护照办妥。就由我把这批古物护送到了天津，全部存在十三号路一六六号楼内。”溥仪侍卫、当时在天津专门管理这批文物的严振文在日后回忆，从紫禁城盗出存放于天津住处张园的书画文物有：法书名画1300件，约30箱；法书名画册页40件，共4箱；书画挂轴一箱，内装21件；宋元版书200部，装31箱；殿版书装3箱；大金柜两个，内装皮匣两个，手提小金柜30余个；皮货300件，装8箱……《清室优待条件》规定溥仪和他的家族仍可以居住在紫禁城，并且民国政府每年需要拨出四百万两白银以供“小朝廷”的花销，但“小朝廷”仍入不敷出，于是内务府就经常向盐业银行借款。1912年，盐业银行有如下记载：“内务府抵押借款八十万元，借期为一年。抵押物有册封皇太后、皇后的金册、金宝箱、金塔、金盘、金编钟和其他金器。十六个金编钟（共重十一万一千四百三十九两）作价四十万元，另四十万元的抵押品则是八个皇太后和五个皇后的金宝十个，金册十三个，以及金宝箱、金印池、金宝塔、金盘、金壶等，计重一万零九百六十九两七钱九分六厘。不足十成的金器三十六件，计重八百八十三两八钱，另加上镶嵌珍珠一千九百五十二颗，宝石一百八十四块，玛瑙碗等珍品四十五件。”《秋山平远图》( 局部 ) 而张伯驹在其《春游琐谈》中谈到《五代阮郜阆苑女仙图卷》，溥仪由于急需用钱，将四十件书画做抵押，希望从盐业银行借款四十万元。这事由陈宝琛的外甥刘可超负责办理。刘可超拿了这其中的四件书画到天津盐业银行，张伯驹亲自鉴定，这四幅画是关橦的《秋山平远图》、李公麟的《五马图》、黄庭坚的《摹怀素书》、米友仁的《姚山秋霁图》。 《五马图》( 局部 ) 因为急需用钱，刘可超直接开价，《秋山平远图》五万元，《五马图》三万元，《摹怀素书》、《姚山秋霁图》各两万元。押款两个月后，刘可超先归还了一万元，取走了《五马图》卷，同时又以一万元的价格将《姚山秋霁图》出售给张伯驹。而剩下的两幅作品，刘可超向张伯驹押款五千元，由于半年后他没有归还欠款，所以张伯驹就顺势收藏了黄庭坚的《摹怀素书》，并将《秋山平远图》退还给了刘可超。而盐业银行的经理也通过这些手法收到了不少宫廷画卷。他们病逝后，所藏方从义的《云林钟秀图》、文徵明的《三友图》、王翚的《观梅图》、蒋廷锡的《五清图》、董邦达的《山水》五卷，也都归张伯驹收藏。 《五清图》同样，如此混乱的时局也给了偷盗者可乘之机。有砸门撬锁秘密地偷，有根据合法手续明目张胆地偷。太监大都采用前一种方式，大臣和官员们则采用办理抵押、标卖或借出鉴赏，以及请求赏赐等等手法。由此，大量文物经不同渠道流入了民间。“北平琉璃厂里的“东北货”1924 年 11 月 5 日，冯玉祥的部下鹿钟麟和警察总监张璧率领 20 名短枪手闯入紫禁城，撵走了溥仪和他的“小朝廷”，使得溥仪偷偷带走全部珍贵书画的计划成为泡影。但临行前，他从故宫又带走大批的“私人财物”，包括精心挑选过的众多文物。溥仪被驱逐出宫后，搬到日本公使馆。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关东军参谋吉冈安直又把这些珍品全部运到了东北。历史学家顾颇刚后来追述，“1924 年，北京大学研究所曾发出一个宣言，反对清室出卖产业，丧失国宝，其中直称溥仪的名字，直到溥仪被逐出宫，故宫博物院成立，宫廷书画的流失现象才得以终止。”他回忆：“故宫博物院成立后，开始查点名物，在玄穹宝殿旁的破小屋内，发现郎世宁、艾启蒙等画，又在重华宫旁小屋，发现古铜器数十件，褚遂良临《兰亭序》、柳公权《兰亭诗序》、赵孟 写《绝交书》，不知何时堆积于此，推测应该是当时的太监所挪移，以备窃运于外者。”在天津生活的几年间，溥仪就是靠着变卖这批盗运出宫的历代法书名画来维持自己庞大的开销。同时，为了培植自己的复辟势力，溥仪四处结交彼时的政商权贵、市面红人，文物就成了最为合适的“见面礼”。因此，溥仪躲在天津期间，市面上不断有宫中的“玩意”出现，大大冲击了当地文物圈。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东北建立了“满洲国”伪政权。经土肥原贤二的操纵，溥仪乔装成日本军人的模样，乘小船偷渡白河，逃往东北。次年 4 月，溥仪登基为伪满洲国的皇帝。由于溥仪从天津的日租界潜逃，必须要经过国民军的辖区，仓皇中身上只带了平时最喜爱的玉器，而之前盗运的大量宋元善本和书画珍宝滞留在天津待运。溥仪很快便以“文治”为幌子，将大量珍宝运往长春伪满皇宫，一直在“小白楼”（长春伪满皇宫）中安放了十多年。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长春伪满皇宫到了“仓皇离庙日”的关头。溥仪再也无法带走全部宝物，他将原有的楠木盒子和所有的花绫包袱皮全部去掉，将书画塞入木箱中运走。他挑选了一些晋、唐、宋、元书法和绘画精品，还带了一些体积不大但价值很高的珠宝玉器，仓皇逃走。溥仪逃跑后，伪满皇宫由伪军的“国兵”看守，那些剩下的历代书画珍品就成了“国兵”掠夺的对象。很快，从个别人的暗中偷盗，逐渐发展为有组织、有预谋地明取，到最后，随着值勤的“国兵”增多，为了得到更多的宝物，竟引起了大范围的哄抢，这些法书名画遭到了疯狂的掠夺和破坏。1946 年，这批由长春伪满皇宫“小白楼”散失的书画珍品开始在市场上出现，国民党大员、各地鉴赏家、古玩商等纷纷来到东北打算猎取文物。最先捞到“东北货”的就是北平琉璃厂的古董商人，先有玉池山房的主人马霁川，随后又有靳伯声、 “八公司”等。 琉璃厂古玩摊一时间，“东北货”成为琉璃厂古玩商争夺的焦点，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收购更多的“东北货”，逐渐发展为“八公司”。“八公司”究竟有哪几家，学者们众说纷纭，但均以北京琉璃厂古玩店为主，他们经常活跃于长春、上海、天津。另外，许多的晚清遗老，身无长物，又过惯了骄奢淫逸的生活，就只能变卖家中收藏的字画。如怡亲王载垣，他的儿子将他所藏的书画在此后的三十年中卖到一干二净。如恭亲王之孙溥心畲为母亲办丧事没钱，被迫将家中祖传的陆机《平复帖》卖给当时的著名收藏家张伯驹。而不论是“八公司”还是“晚清遗老”，琉璃厂成了他们交易文玩最重要的场所。琉璃厂位于北京和平门外，原本为辽代海王村的旧址，金代时称“海王庄”。元朝时，此地出现了一些烧造琉璃瓦的作坊，明代永乐年间，为营建北京城和皇宫，对琉璃瓦需求量增大，自此“琉璃厂”之名始见于著录。但这一时期“琉璃厂”还是一片郊外的景致，直至嘉靖年间，琉璃厂才出现了一些街道。 琉璃厂海王村公园清代初年，由于实行满汉分城居住政策，汉族官员多分到这一地区，随着科举的需要，各地的会馆纷纷建立，琉璃厂逐渐成为文人学者的聚居地。民国学者夏仁虎在《旧京琐记》中记有：“旧日汉官，非大臣有赐第或值枢廷者，皆居外城，多在宣武门外；土著富室，则多在崇文门外，故有东富西贵之说。士流题咏，率署‘宣南’，以此也。”宣南是清代泛指宣武门南的地区，这里是清代文人士子居住区的象征，它所体现出的文化，是京城汉族士人为主体的文化，兼具着官僚和学术的双重含义。从东街至西街，不过二里之遥，其间鳞次栉比地开设着数量众多的书铺、南纸店、古玩铺、碑帖铺、裱画铺、图章铺、墨盒铺。全国各地的古旧书籍、字画碑帖、古董文房及篆刻用具尽汇于此，鼎盛时有 400 到 500 家之多。每年的庙会时节，“百货云集，灯屏琉璃，万盏棚悬”，琉璃厂各店铺的主人，或因职业环境影响，也显得格外亲和风雅，除服务周到外，还有各自的看家本领。因此，琉璃厂成为清末民初重要的文化沙龙之地，京城中书画名家也是这里的常客，并在南纸店、古董店挂有笔单。即使是来闲逛，也会为这里琳琅满目的匾额所陶醉。因此，琉璃厂成为了清末民初文人墨客的理想家园，鲁迅称北京琉璃厂为“特殊文化学校，清二三百年积为市廛，哺育了一代又一代文化名家”。古董铺的经营者中一些为富商所开，一些由皇室贵族、士绅官员出资，聘请琉璃厂里的资深专业人士出任经营者（要求具备一定程度的文化知识、鉴定知识、经营经验等条件），他们类似于现在的职业经理人，而出资者大多扮演着董事的角色。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记载，“庄士敦曾告诉我，他住的地安门街上，新开了许多家古玩铺，听说有的是太监开的，有的是内务府官员或者官员的亲戚开的。”他们通过古玩店完成对宫廷文物的销赃。张伯驹、张允中等人大多就是从“八公司”和琉璃厂其他古玩商买到的这批宫中散出的书画珍品。“大师辈出的时代除了宫中流出的文物，清末民初的书画市场本身就极为成熟，当时，北平的书画名家云集，可谓是大师的时代，他们的来源分为三种。其一是当时出身皇族遗老的画家，有溥佐、溥雪斋、林琴南、溥松窗、溥濡、于非闇、余绍宋等人，他们书法绘画技艺高超，失去俸禄后，卸任无事，以此消遣岁月，或以书画为生，但大都能坚持个人的艺术主张，不为艺术市场所左右。诸如曾任江宁布政使的樊增祥，不仅润例高（请人作诗文书画的酬劳称之为“润笔”费 ， 而润笔费的标准叫“润例”），还有“四不书”之说，“即来文不书，双款不书，劣纸不书，约期不书”。又诸如前清广西边务督办郑孝青，在离官后，曾多次拒绝民国政府的职位，当时报纸称他十几年来以“诗酒自娱”“持节不阿”。但实则他的润笔收入，日达千金。而以民国政府官员身份出现的画家如金城、陈师曾、周肇祥和徐鼐霖等，他们中间一些人为了表示“宦海游归”，带回“两袖清风”，尚需佐以笔墨为生，为沽名钓誉而挂笔单，书画家更多成了一种社交身份。以谋生的职业书画家如俞陛云、齐白石、陈半丁、柳青、陈少梅等，他们处于供给方的最底层，虽然艺术修养颇高，但还是要根据大众的喜好进行创作，以迎合市场的需求。齐白石于 1917 年漂泊至北平的琉璃厂开始了卖画生涯，开始时，他栖身于古寺，由于学八大山人的冷逸风格，作品的销路不好，生活异常艰辛。他日后回忆说：“1920年，我的润格，一个扇面，定价银币两元，比同时一般画家的价码，便宜一半，尚且很少人来问津，生涯落寞得很。”按推算，当时活跃于北京的一般画家扇面最少价值为4 元，在当时这大致可购买到 50 斤机制麦粉，或者 200 余枚鸡蛋，或 20 斤左右的猪肉，或 6 斤左右毛尖茶，或 20斤上等白酒，可见当时的扇面画家生活仍然保持了一定的水准。从南方来“北漂”的画家远不止齐白石一人，1928年秋，张大千由上海到北平，经陈三立介绍，认识了居住在原恭王府的溥心畲。他们的画作也多次共同在北平的琉璃厂展出，销路甚畅，因此有“南张北溥”的说法。1935 年，张大千又结识了于照，于照非常赏识张大千的画作，在报纸上大写文章吹捧，对张大千的画笔及用纸夸赞不已，用词揄扬有过，在艺坛引起不小的轰动。此后张大千在北平多次举办高规格的画展，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而黄宾虹到北平定居时已是 1937 年。北平已然沦陷，黄宾虹的生活跌入困境，经常三餐不继。黄当时住在北平石驸马胡同，为补生活之急，不仅把心爱的名画卖掉，也常以画换米。那个时期，达官显贵、文化名流来琉璃厂淘宝的场面蔚为壮观。一家名为“虹光阁”的古玩铺员工邱震生就记录下了来店的访客，有前清翰林庄蕴宽、袁励准；北京政府官员盛宣怀、汪大燮、林长林、易培基；鉴赏收藏家朱幼平、叶恭绰、张伯驹等文化名人。而大商人更是不甘人后，王一亭、陈小蝶、虞洽卿、李秋君、穆藕初、吴蕴初、陈光甫、狄楚青、杜月笙和黄金荣等人都是琉璃厂的常客，他们购买字画不仅作为商业投资，也是显示身份和品味的象征。“收藏“产业链”日趋完整那个时候，经琉璃厂书画店流到外国去的文玩书画也不可胜计。从清末起，日本文求堂书店主人田中庆太郎每年都到琉璃厂购买旧书、字画、碑帖。美国人布伦戴奇从琉璃厂购买了大量字画、文物、古玩。堪萨斯州纳尔逊艺术馆还勾结琉璃厂古玩商岳彬“买”走龙门石刻“帝后礼佛国”，凿成碎块运到美国拼凑成形。此外，还有琉璃厂的书画商勾结智化寺僧人，将正殿藻井盗卖给美国，他们勾结清代理王后人，将理王府的正殿整个拆下来偷卖给美国。而日本人对吴昌硕及齐白石画，情有独钟，甚至出现了一年售出千幅的数量，而且售价奇高。1922 年春天，陈师带了齐白石的几幅花卉山水画参加在东京举办的中日联合绘画展览会，一幅花卉卖到 100 银元，一幅二尺长的山水竟卖了 250 银元。正是因为文玩收藏市场兴盛，所以“造假”也盛行一时。在地安门一带甚至形成了专门伪造宫廷书画，用以流入市场从而赚取利润的造假作坊聚集区，俗称“后门造”。中华民国政府曾颁布古籍、古物及古籍保存法草案 ， 予以制止，但也收效甚微。“后门造”在此时开始，公然集会结社，肆力摹造，当时称其为“老苏州片子”，使得市面上赝品泛滥。所以时人更喜欢时贤的书画，而不喜古人墨迹，因为作伪之高明和成熟，令人谈虎色变。上世纪 20 年代末，尚未成名的张大千临摹古画能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甚至以假画骗过了精通鉴定的黄宾虹，换取了黄宾虹收藏的石涛真迹。张大千在成名后，同样也成了被临摹的对象。张大千同京城琉璃厂古玩字画商赵盘甫、萧静亭、靳伯声、周殿侯等人有交往，这些人为他销售临摹古画，现在张大千的“假画”由于水平高超同样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正是因为收藏市场的火爆，还有一种独有的中介机构，叫挂货铺，天桥挂货铺经常出佳品，索价较厂肆更为便宜。而除专门的古玩市场外，还有地摊式的旧货市场，就是所谓的“鬼市”。唐书《番禺杂记》中说：“海边时有鬼市，半夜而合，鸡鸣而散，人从之多得异物。”民国的“鬼市”主要集中在北平的天桥、西小市、东小市、高梁桥、朝阳门外等。清末民初，一些皇室贵族的纨绔子弟，将家藏古玩珍宝偷出换钱，为维系脸面或者不被发现，选择在天黑时交易；也有一些鸡鸣狗盗之徒，把窃来之物趁天黑卖出。这里的古玩商贩总是半夜时分打着灯笼赶来抢位设摊，很像鬼影随行，“鬼市”由此而来。由于古董大都来路不正，因此价格十分低廉，是人们捡漏的神秘好地方。到 1949 年后，“鬼市”基本绝迹了。与之相应的文玩经纪人也逐渐壮大起来。他们在当时称为“牙侩、牙郎、牙人、掮客”等。这些人奔走周旋于书画作品的买卖双方之间，牵线搭桥、评鉴真伪、协调价格、收受转交润金等，成为书画家进入艺术市场销售其画作的又一条重要渠道。收藏家王个簌回忆说，“有一些掮客知道我收昌硕先生的画，所以拿到了昌硕先生的一些精品，就会一天几次地来爬我的楼梯。我收藏的昌硕先生的一些作品，差不多都是从掮客手中买下的。”甚至连当时裱画师也蠢蠢欲动，纷纷做起了掮客。当时一个叫刘金涛的装裱师，他在完成本职工作之余，经常带着齐白石的画到处串门兜售，其中大部分是其早期作品，要价也公道，成交与否，他总是一脸笑容，成了琉璃厂的一景。1937 年，卢沟桥事变之后，北平沦陷，战火连绵，物价飞涨，精英和士大夫阶层大多蛰伏或向内陆迁移，鼎盛一时的北平文玩书画市场进入萧条期，甚至每况愈下，气息奄奄。到 1948 年底，琉璃厂连同装裱、文物、古玩、纸店等加在一起只剩了五六十家，民国收藏界的风流至此水流云散。